目的地

　　日前，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委主任委員歐陽知接受南都專訪，表示新修訂的《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批准監督預算辦法》將使“廣州市直政府部門在今年下半年曬出按經濟分類的決算賬本”，“公眾看到的將不僅是常說的三公，是二十幾個、接近三十個公”。
　　就在昨天下午，廣州市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已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的這一《辦法》，廣州市人大將開始一攬子審議國有資本經營、公共財政、政府性基金、財政專戶管理資金及社保基金五大預算賬本，實現對政府“錢袋子”的全口徑預算監督。此前一年，廣州市已經單獨編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，與公共財政預算、政府性基金預算三本預算報人大審議。
　　應當說，公眾對財政開支事務鋪陳浪費現象的幽怨、監督無效狀態的憂慮，集中表現在了對“三公”消費的不滿，卻從未止步於“三公”本身。“三公”之外所謂的“三十公”問題，是公共討論必然要涉及、且早應提上日程的項目。談到預算監督的廣度，一方面，是被監督對象的範圍擴展，2013年底，屬於黨務系統的廣州市委各部委辦局首次被納入“三公”經費公開的範疇，朝“所有國家財政撥款所涉及的部門與方面”都公開且接受監督的方向邁出了艱難的一步。另一方面，便是類似於從“三公”到“三十公”的公共財政開支供養項目接受監督範圍的拓展，正如歐陽知所舉例的，“會議費、差旅費、培訓費等公共開支的所有費用，在‘款’這級，就要全部看得清清楚楚”。
　　有些問題，可能並不是因為它被解決了才討論停歇，而是因為屢無進展讓公共討論被迫進入到了疲憊期，眼前的例子就是“三公”消費。從要不要公開，到哪些部門該公開，再到所公開數據應詳細到何種程度，其間所遭遇的爭奪、推托、停頓，不僅是令人唏噓的問題，而且讓改革的難度與張力盡顯。
　　相關數據的公開以及細化從來不是目的本身，公開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對公共財政狀況的有效監督，這一監督的主體包括社會公眾，也包括人大等制度化監督設計。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“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”，並且將這一內容作為“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”的內容，便已明確要將預算監督“調控宏觀經濟”的舊有職能進行擴容，賦予(或曰激活)其權力制衡、經濟憲法的新使命。“全口徑”預算報告的初步實現，能否讓預算監督回到其作為《憲法》的基本屬性上來，關鍵一點就在於人大監督的力度。
　　人大監督政府的“錢袋子”，需要“廣度”和“深度”兩個方向的努力，而隨著監督事項的逐步細化，被監督主體範圍的逐漸全覆蓋，人大監督的剛性和強度問題便越來越為外界所矚目。相關財政開支數據公開、報告的廣度和深度在加強，預算報告開始變得不再“看不懂”，但這並不必然帶來監督的同步加強，以及對行政權力羈束目標的實現。正如歐陽知所言，以往人大監督政府花錢，“主要是程序性比較多，監督效果不夠明顯”。所謂的程序性監督，就是“按照法定的程序走完，就完事了”，就是“每年開代表大會，舉手，表決”，多年來屢屢聽到人大代表抱怨“預算報告如天書，各項數據看不懂”，卻鮮見那些讓代表看不懂的報告被否決；各地政府激情消費、突擊消費的情況如此之多，從“三公”到“三十公”的龐大開銷，人大卻甚少對此行使監督職權，果斷地說“不”。
　　馬上就要依照計劃開始曬“三十公”的廣州，實現全口徑預算監督的廣州，於外，留下的追問在於：既然廣州能做到，其他地方、其他層級便沒道理做不到；於內，則是人大的監督力度能否相應地“硬”起來，讓“權力制衡權力”的構想尋到現實的落點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曬“三十公”的廣州，人大監督要再“硬”點）